我国加入WTO以来，每一场关于专利的诉讼都使得中国IT企业专利状况的“贫瘠”与“羸弱”暴露无遗。在一片空白的企业专利战略面前，我们的IT企业每天都是如履薄冰。

空白、空白、空白

2002年12月17日15时，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检索引擎。在申请(专利权)人一栏键入:“中国网通”，空白;键入“中国联通”，空白;键入“中国移动通信”，空白。

惟一有改善的是“中国电信”。其名下存有三项专利，但是这三项专利中，没有一项是发明专利。只有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外观设计专利。

以同样简单的方式，再键入“都科摩”（日本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出现在眼前的，是在2000年8月至2002年11月短短两年多时间里，这家世界级电信运营商在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已经多达122项，而且，全部是发明专利！

这种状况并非中国通信行业的“特例”。与此相类似，美国花旗银行从1996年开始，已经向我国国家专利局申请了19项金融产品“商业方法类”发明专利，大都为基于新兴网络技术或电子技术的金融服务与系统方法；而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申请的发明专利加起来只有11项，而且全部集中在以现金交易为基础的金融服务模式上。

事实上，我国的专利状况在整体上处于一个非常“低端”的水平。以今年为例，截至10月31日，国外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申请专利总数为39007项，国内申请专利数为16万余项（162556）。而在这么多专利中，国外公司有33458项是发明专利，而我们只有30914项是发明专利，分别占各自专利总数的86%和19%，专利质量差距之悬殊，令人惊诧。

今年10月份，当深圳朗科和北京华旗资讯关于闪存盘专利的争端在各大媒体上一触即发时，就有业内人士惊呼：IT的专利时代已经到来！

同是在10月底，还沉浸在重返欧盟市场喜悦之中的中国彩电厂商，突然遭遇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彩电生产商——汤姆逊公司的专利壁垒;而稍后的消息更令人不安，在大唐电信自主研发3G标准和TDS-CDMA之后，11月11日，以NTT DoCoMo、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为首的WCDMA联盟率先抛出了新的专利许可计划，这使得大唐电信的国产3G标准的前景再次蒙上阴影……

在IT业不断向传统产业渗透的过程中，知识产权已经深入到了诸如下载手机铃声等如此狭窄的领域。

“这是一场专利的寒流。但最可怕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国内IT企业的专利状况和专利知识的严重匮乏，很多企业近乎于无知。”一位长期从事专利代理的资深律师对此忧心忡忡。

对企业而言，这样的感受如履薄冰——你根本不知道哪天就会掉到这样的“专利陷阱”中去。

“用不着大惊小怪。”国家专利局条约法规司司长尹新天的态度让记者有些诧异。

2002年9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道了关于花旗银行“专利暗器”的文章，尹司长很不理解，“在你没有看见国外公司的专利报表的时候，它们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了，谈何‘暗器’？”

尹司长的话并没有错。但“暗器”之说恰恰凸显出专利从业人员与公众、企业之间关于专利知识的认知差距。差距从何而来？

“一味害怕并没有用，企业需要做的是好好反省，补上这堂必修课。惟有如此，参与全球化竞争才可能不会变成空话。”尹司长的态度很明确。但是，在一个相对非常被动的规则之下，这句对企业貌贬实褒的鼓励却显得比较沉重。我们说这个愿望的背后危机重重，毫不过分。

对企业来说，“生存是惟一面对的压力”。尹新天的期望能够在它们那里得到多少反馈，实在难以判断。在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太短，中国的企业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不是狭路相逢的危险就算不上危险。甚至中国网通，有着众多的涉外业务和法律人员，同样没有专人负责专利事务。

“从整体上而言，我国对专利的认知水平依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尹新天深深地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无法用一句话回答。”

网通公司法律部的一位人士对记者透露了他对这种状况的苦恼。电信南北拆分的后遗症，使一些很清楚专利威胁的人士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这也是中国企业面前独有的一道路障。充分调动起企业的危机意识，并最终在根本上重视专利，是横在致力于专利事业的人们面前的又一条鸿沟。

对此，尹新天欲言又止。他介绍说，每年专利局都会费尽心思，通过特别日期、典型案例、公开审理、新闻媒体等渠道和方式，花费大量精力来做宣传，但要说到收效，实在是寥寥。

专家分析，IT企业专利意识淡薄是客观事实，但对企业求全责备也不客观。因为IT业在中国本身的兴盛和专利制度的健全只是在近20年内开始的。

“这里面有很深的历史原因，很多企业对专利的认识不足有情可原，”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的马耀扬研究员说，“在我国第一部专利法（1985年）颁布之前，专利事业一片空白。那时，国家是鼓励发明专利共有的，发明的使用权是社会的，个人只能得到一点奖金。在那种体制下，人们不可能有太大的积极性去搞发明。”马耀扬说，“从共有财产到现在承认专利是个人私有财产，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成就。”

而在西方，早在14世纪时的英国就已经有了专利的雏形。而在300年后的法国，关于专利的立法已经神速到甚至要给予外国公民专利权“国民待遇”的地步。

“历史的原因就可以解释这种匮乏吗？” 联想产品链管理技术总监、专利信息中心负责人李方博士非常想知道什么是真正限制专利发展水平的关键性原因。 “我们的IT业发展才有几年？如此崭新的行业，我们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为什么就没有学到专利知识呢？”

亲眼看着联想专利事业成长的李方很有感触:“两年以前，联想的专利有多少？当时的状态就是自生自灭，没有专人来做这个事情，更别说进入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了。”

如果说历史和技术都不是中国IT企业在专利权上的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企业专利意识和服务意识比较差似乎也并不具有说服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内，电信和金融依然是中国IT企业主战场。而NTT的诸如“通信方法和设备”等的群体专利就如同埋在中国的一颗颗地雷。未来几年内，中国通信市场一旦有所松动，NTT Docomo掌控中国就变得易如反掌。面对NTT 在中国无声无息地四处布局，本土电信运营商们好像无暇准备应对策略，只是忙于在“互联互通”这样的问题上“同室操戈”！

困惑者依旧困惑。

2002年，中国入世以后的第一年，关于专利的一系列诉讼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先是4月份的DVD事件，欧洲专利权商们嚷着跟国内厂商要许可费;之后，深圳朗科和北京华旗资讯闪存盘专利纠纷事件风波未定，以色列的M-System公司又宣称自己才拥有这一专利，令观战者一头雾水，不禁想问：中国的IT企业到底怎么了？“那些国内DVD厂商们肯定没有想到它们有一天会侵权。” 联想集团李方博士说，“缺乏基本的专利意识，别人打过来的时候肯定会手忙脚乱。”

“这就涉及到所谓专利战略问题，”在涉外专利领域从业多年的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代理律师事务所的马浩律师深有体会，“国内企业在专利方面跟国外企业的差距主要在于是否有规划。在IT领域已经失去核心技术保护的情况下，如果依然没有一点专利意识，将来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尹新天认为，所谓专利战略无非是企业要从企业发展的高度，做出利用专利保护自己和打击对手的竞争策略。

“拿联想来说吧，专利工作的根本改进体现在联想对专利有了本质上的认识。明白了这个道理既可以防御也可以进攻，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可以利用它去规避风险。”说起联想专利，李方显得颇为自豪。而在《计算机世界》报举办的2002年中国IT财富年会上，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在谈到联想近年来的表现时，也把专利当成联想的重要业绩来看待。

但联想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毕竟只是少数。据了解，国内的IT企业中，除了华为、联想、中兴、海尔等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外，其他企业很难说有专利战略。这种状况使很多企业在面对专利纠纷时往往方寸大乱。

“到那个时候就晚了，”尹新天谈到一些国外的情况，“例如美国，专利纠纷最后由法院做出判决的只是冰山一角。出现专利纠纷时不一定要去打官司，更多的是在庭外和解。企业如果有准备，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利、根据自身的实力和专利战略做出适合自己的维护权利的方式。”

“很多公司吃了亏都不知道是怎么吃的，”马耀扬在调研时，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有家企业准备生产某产品时，忽然发现别人拥有专利，想都没想，就把钱给人家送过去了。后来才发现，实际上对方的专利只有半年就到期了，而根据惯例，这家企业根本没有必要给对方交那么多钱。

如果这种低级错误只是少数，更应该警惕的则是对方故意设下的专利陷阱。即使在专利纠纷中涉及最多的专利许可费的处理上，企业都要有自己的策略。三星公司的做法是，在面临一项专利壁垒时，首先要进行一项成本和利润评估工作，这个评估要确立一项标准。例如说一项专利可能为企业增加15%的利润，如果企业只需为此付出5%的利润，那么就毫不犹豫地交付专利费。

“而且，国外一些拥有很多专利的公司并不一定要将这些专利形成产品。在技术上形成一种专利后，往往坐等将来收钱，即所谓跑马圈地。”马浩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这种做法很高明也很常用，但这样做的公司一般是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专利战略体系。它对这个领域的将来有自己比较成熟的判断，可以估计到别人可能会用到这种专利。这样，先下手一步，将来就可以坐收专利许可费了。”

这些都是细化的专利战术。为了说明专利战术的威胁所在，北京同立伟业专利代理律师事务所刘芳律师特别做了一些说明:“对于不同的技术领域、不同的发明内容以及企业不同的专利申请需求，应该有相应不同的保护方案。对于需要在某领域长期垄断的技术，也许采取不断更新、不断申请的方式；对于防御性的技术，也许仅仅需要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