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着20年从业经验的医药销售人员，道格拉斯·杜拉德（Douglas Durad）觉得自己已经非常了解这个行业了。

1995年，杜拉德就任美国TAP医药产品公司负责销售的副总裁。几个月后，他无意间听到了销售人员的一次电话会议：他们在公开讨论如何行贿医生。考虑到不久会有新的竞争性产品进入，销售人员想给同意为抗前列腺癌的新药“Lupron”开处方的医生2%的回扣。

销售人员不想让杜拉德知道此事。但是，为了自己的声誉，杜拉德开始搜集TAP公司的内部证据，并将这些证据交给了联邦检察官。在长达6年的针对该公司集体商业腐败的调查中，杜拉德提供的200多页资料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算出TAP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从联邦和政府的医疗计划中骗取了1.45亿美元。经过2年的协调和沟通，联邦检察官宣布对TAP公司罚款8.75亿美元。杜拉德以“联邦吹哨人”（federal whistle-blower statute）的身份拿到了7700万美元的奖励。

到目前为止，共有4名医生因为接受TAP公司的免费样品、开具医疗保险账单和收受现金而被认定有罪，正等待被起诉。TAP公司的6名管理人员和泌尿科医师因共谋提供回扣和欺骗医疗保险制度而面临审判。TAP公司决定，今后将按照正直和诚实的商业伦理原则来做事。

杜拉德来到TAP公司的第一天，就吃惊地发现该公司没有内部法律顾问，因为法律顾问被认为是销售工作的障碍。该公司的文化倾向于追逐数字。好的医药代表可以拿到5万美元的年终分红。他们大方地向医生行贿，手段包括折扣、礼物和旅行计划。

起初杜拉德对这些事情很无奈。TAP公司定了给他14万美元的年薪和5万美元的年奖，并且委以重任。那时该公司的市场非常狭窄，董事长希望他能够开拓更为广大的抗前列腺癌新药市场。但是，杜拉德很快就发现公司无意改变现状。每当他向销售人员宣讲如何获得医生的信任时，他们总是向他翻白眼。

杜拉德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拜访一位曾接受过TAP赠送的大屏幕彩电的泌尿科医师后，才知道全国共有差不多1万名泌尿科医师接受了TAP公司提供的大屏幕彩电、电脑、传真机或高尔夫假期。最麻烦的是，杜拉德还发现，大多数销售人员算不清他们提供了多少份“Lupron”样品。而按照联邦法律的规定，丢失一针药剂有可能带来100万美元的罚款。

他曾试着以TAP公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额外提供1年的薪水来鼓励那些善于管理样品的销售人员。但是，这个办法很快被公司高层否决了。与此同时，杜拉德看到那些医生骄傲地吹嘘：“我的‘Lupron’游艇！”“我的‘Lupron’夏季别墅！”不知他们拿了多少回扣！

因为与TAP公司的文化格格不入，公司的市场销售会议将他拒之门外。杜拉德怀疑自己可能成为公司的替罪羊，不仅拿不到年终奖金，还可能因1年之内迅速离职而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蒙羞。不久，他开始搜集TAP公司的证据。2个月后，他将这些文件寄给费城的律师伊丽莎白·安斯利（Elizabeth K.Ainslie）。安斯利力劝他在“联邦吹哨人”程序下起诉TAP公司。

杜拉德并不想做什么“吹哨人”，他只想证明自己并没有与TAP公司同流合污。“没有人喜欢‘吹哨人’，我想这将结束我的职业生涯。”递交诉状之后，1996年2月，杜拉德离开了TAP公司，进入Astra Merck公司。

随后4年里，政府部门开始调查此案，有时为了核实情况还要盘问杜拉德，因此他在费城接受过各种各样的政府代理机构的调查。他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因为在开庭审讯的时候，他还要指证TAP的6名管理人员。

杜拉德的控告震撼了整个制药行业。目前，包括Schering-plough、Merck-Medco等公司都收到了来自费城检察官的传票，调查主要集中在这些企业是否提供销售回扣。所有涉及到的公司都声称，将积极配合政府的调查工作。

在为他的7700万美元的奖金交纳了2800万美元的税款之后，杜拉德选择了退休，搬到了离他父母很近的西佛罗里达。他们夫妇依然到沃尔玛超市购物，收集报纸上连锁餐厅的优惠券。不过杜拉德买了一辆新凌志车，算是对自己的小小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