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拆联通 自下而上的第3次电信改革

　　联通之变

　　联通是中国电信改革的一个标志。1994年7月19日，在国务院的正式批准下，联通公司由国家17个部委和大型公司集资组建成立，目的是给当时被认为“政企不分、行业垄断”的邮电行业引入外部竞争者。

　　1995年7月，成立仅一年的中国联通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开通GSM数字移动电话，由此拉开中国移动通信高速发展的序幕。但由于体制、政策等种种因素的限制，直到1998年底，联通在移动领域的用户还只有100万左右，在与原中国电信的竞争中明显不在一个数量级。第一次电信改革，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1999年2月，中国电信产业开始第一次改革，庞大的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移动业务被剥离出中国电信，并于2000年5月挂牌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中国联通也一举成为国内惟一的基础电信综合运营商。2000年6月，联通在香港、纽约上市，筹资56.5亿美元。2002年10月，联通又在上海成功完成A股上市，成为国内资本市场流通股数最多的上市公司。

　　如果评价一个优秀的公司需要什么条件，那2001年的中国联通应该都具备了。大量的现金流支持使得联通的移动业务也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张，GSM用户数从1998年的100万快速增长到2001年底的3000多万。2002年5月，中国开始第二次电信改革，中国电信南北拆分，此时很少有人怀疑中国联通将成为未来的希望之星。

　　但光环难掩中国联通长期的尴尬境地。由于基础设施薄弱，在国内国际长途固话业务上，8年的努力市场占有率也只是7.7%，根本无法与中国电信和网通相比。联通的移动通讯业务虽然用户数量增长很快，但由于进入时间较晚，用户基础薄弱等等原因，各项指标上都无法超越移动。到2002年年底，在移动通讯市场联通仅占约三成，远逊于中移动70%多的市场份额，关键性的每月每户消费数值(ARPU)更是低于中移动。

　　联通总部综合部某主管调研的官员对《商务周刊》表示：“公司一成立就开始苦苦寻找一种能很快发展和壮大的业务，在成立初期，我们曾试图通过市话业务切入市场。可业务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就遭到别人猛烈的压制，失败了。”

　　CDMA看来正是这样的业务。1999年4月，国务院授权联通独家统一负责中国的CDMA网络建设、经营和管理。这位官员称，当时的联通认为不论自己在GSM网络上如何下工夫，都无法与具有先天优势的中移动相比，永远都只能是市场的跟随者。而选择CDMA，有可能使联通在移动技术换向第3代的时候，依靠CDMA技术上的先天优势一举扭转自己的市场地位。

　　从技术上说，CDMA网络本身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为了发挥这个优势，中国联通高层决策者在2001年8月重金聘请著名的麦肯锡咨询顾问公司，为CDMA的推广量身定做方案。麦肯锡将CDMA定位在高端，建议“建精品网络、立足中高端用户，并提出了“高技术含量、高价格、高端用户”的“三高”战略。

　　多年来被中移动“欺压”成低端品牌的联通，对之非常认同和满意。2002年1月8日，在CDMA网开通仪式上，时任联通公司CEO的王建宙宣称，联通CDMA要走高端路线，并发布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当年年底完成发展700万户用户的目标。随后，它又制定了第二年再完成发展1300万用户的目标。

　　但这个中高端目标战略直接遭到中移动的迎头痛击。联通运用的是窄带CDMA-IS-95A，与GSM提供的服务相差不大，CDMA的优势尚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到2002年6月10日，联通CDMA用户才刚刚达到100万，其中还包括从长城133网转过来的40万用户。时间过了一半，与年初定下全年发展700万户的目标还遥遥无期。

　　年中，王建宙做出了惊险的选择：不在所谓的“高端用户”上纠缠，摈弃不切市场实际的战略计划，依靠赠送手机和话费等促销手段快速发展用户。2002年年底，联通终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CDMA网络700万用户的入网目标。

　　但连王建宙自己也清楚，靠价格砸出来的用户业绩并不可靠，他在2002年12月12日CDMA全球运营商高层会议上承认，依靠手机促销争取转网的成本太高了。

　　而联通最大的风险是它同时经营着GSM和CDMA两张互不相容的网。全球这样的电信“异类”只有联通和澳大利亚电信两家。科尔尼中国区副总裁孟凡辰曾指出，如果联通坚持这样的道路，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到2010年联通的现金流的净现值也将出现207亿元的负值，资金缺口甚至将高达1048亿元人民币。

　　大多数专业人士都相信，联通迟早要走并网这条路，而且肯定是GSM网向CDMA网的融合。到2002年底，其GSM用户已经发展到近6000万，而CDMA前景仍不明朗，王建宙选择了双网并行。2002年12月2日，北电网络与联通签单一份新合同，获得总共6500万美元的采购，其中只有2500万美元属于联通CDMA网二期工程项目。另外400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的却是GSM设备，用来扩充一些省的GSM网络。这份合同透露出的信息是：不仅联通的CDMA网在扩容，GSM网也同时在扩容。

　　“就像你去一个水果店，里面有红苹果、绿苹果，他们可以满足不同人的要求。所以联通将来放弃GSM网不太可能。”这是王建宙著名的“苹果”理论。

　　这当然是基于市场的现实之选。截至2005年2月，联通的GSM已经达到8606万户,网络处于满负荷运转的状况，而联通年报显示，2002和2003两年，联通CDMA业务分别亏损9.9亿元和2.9亿元，尽管到这年底联通CDMA用户数累计达到了1906万户，成了全球第二大CDMA运营商，代价却是其低端品牌定位已经深入人心，轻易无法改变。

　　但联通一直没有放弃并网的努力。2004年8月，中国联通正式推出其酝酿已久的“世界风”双模业务，解决了用户在G网和C网之间自由切换、号码保留等难题，但截至2004年年底，着眼于高级商务人士“世界风”双模用户仅为16万，远低于预期。

　　联通两个月前公布的2004年年报也令人失望。其每股收益为0.117元，低于市场预期，其中CDMA业务亏损扩大到5.88亿元人民币，税前利润、净利润分别下降22.3%、21.5%，GSM、固网业务的营业利润分别下降了23.71%和75.76%。

　　长期关注中国联通的银河证券分析师王国平认为，如果重组不发生在今年，那么2005年可能会是联通业绩最为艰难的一年。

　　而据一位接近信产部的人士透露，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也在一次电信专家座谈会上表示过对联通的失望，认为联通作为电信行业仅有的全业务公司，而且在国家扶持的条件下，没有抓住发展的良好时机。

　　一位前两次电信改革的参与者对记者说，联通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但10年后，为了保持电信业内的竞争，又不得不去保护联通这个竞争者，这使决策层非常为难。

　　信息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认为，联通的拆分在许多人的心里早有腹稿，实际上，关于拆分联通的问题早在2002年联通上CDMA网时就有专家提出，这主要是不看好联通CDMA网的高端市场定位和盈利前景。

　　在不利的内外部形势下，联通也在开始自救。2005年4月，联通对CDMA的定位做了调整。联通执行董事卢永仁表示，公司目前已部署CDMA业务大翻身计划，首批500—700元人民币的低端CDMA手机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有信心今年实现CDMA业务扭亏。

　　“如果联通CDMA成功转型，那么拆分联通的一个重要理由就站不住脚了。”阚凯力认为，“去年三月，我曾说过联通两网不能并行下去，但现在情况有了改变，联通已经纠正了王建宙时代错误的高端路线。”

　　为什么需要第三次改革

　　然而，两家过去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希望市场格局有所改变，因此，分拆联通或“四合二”、“六合三”的呼声并不会因为联通自救性的战略转型而减弱。

　　即使没有中国电信王晓初走到前台的表态，两个固网运营商是3G来临之前的这场变革的有力推动者，也是业内的共识——许多专家和政府的意见都认为，全业务基础电信运营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两个固网运营商得到移动牌照后，如果能购买到建设比较成熟的移动网络向3G网升级，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规模相对较小的网通对这次电信改革应该更为热心。据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网通集团去年向有关部门提交的那份报告，也是国资委下决心启动电信重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份报告痛陈当前电信业的无序竞争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呼吁采用重组的形式来改变这种困境。

　　拆分联通支持者的逻辑很简单，就像4—5个小孩分三个苹果，比较合理稳妥的办法是阿姨把苹果收上来，再平均分下去。而现在联通的手里有两个苹果，被没收苹果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这个原来改革的先行者，倒好像最有理由成了后续改革的祭品。

　　但杨培芳则认为，重分苹果既不是改革的目标，也不是改革的全部，现在摆在国务院面前的难题，其实是如何调整电信市场结构。

　　他认为，前两次的电信改革完成了从垄断到竞争的转变，即使与美、英等国相比，也可说是成绩斐然。但遗留下来的问题也不少，虽然上一轮分拆付出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但竞争依然不充分，结果导致竞争不足和恶性竞争同时存在。“现在中国电信业看似竞争激烈，但老板都是国家，而且动不动几大运营商的统帅还要进行调换，就像足球队的训练比赛一样，这其实是一种虚拟竞争。”杨培芳说，这种虚拟竞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电信服务质量低下，电信资费过高，电信成本成了谁也说不清的问题。

　　这也给电信监管带来难题。“在完全开放的市场和完全垄断的市场上，政府对价格管制的选择是完全相反的。垄断市场上必须实行严格的价格监管，如果不管价格，他可以漫天要价；而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政府根本不用操心，可以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汉华认为，中国的电信市场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而是正处在由全行业垄断向充分的市场竞争过渡的阶段。

　　因此，以周其仁为代表的大多数强调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呼吁，将基础业务放开，引入国际及国内非国有资本进行电信基础运营。

　　但另有一部分专家指出，电信市场并非“一竞争就灵”，而且要引入竞争也不容易。“今年中国将依照加入WTO承诺放开电信门槛，但是国外电信巨头并没有表示出特别强烈的兴趣，这固然与我们的监管框架仍不明确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电信行业有着巨大的规模、网络门槛。”一位接近国务院的专家指出。

　　而对于下一步电信改革，即如何建立有效有序的市场格局，杨培芳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这些年的改革思路，就是从垄断到全面竞争，但又发现竞争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强调，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的电信改革。

　　4月中旬，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务院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部分中，明确提出要“深化电信体制改革”，但对于如何深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目前看来，国资委下决心要将改革推进下去。“但问题是国资委师出无名，电信监管是信产部的事，作为国务院下属的平行部委，这两大部委各有其职，所以国资委也只能以国有资产保值为由头了。”该位接近国务院的专家说。而信产部的态度则显得犹豫不决。对信产部来说，改革存在很多不确定，因为下一步就涉及到监管体制上了。对于中国电信市场结构的调整，国务院至今未有明确的思路。

　　电信改革的模式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利用分拆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另外一种是英国式，即不经过分拆，而是引入新的竞争者。周汉华称，此前两次中国电信改革采取了美国式的“分拆”。而且，基础业务运营商维持了严格的准入制度，因此下一步的改革会更加困难。

　　“领导层没有拿定主意，但是反映到下面，就变成了调整运营结构。”上述接近国务院的专家表示，实际上，运营商的重组是对运营结构的调整，这当然不能等同于调整市场结构。这位专家指出，这次的电信改革和前两次不一样，前两次的电信改革都是至上而下，国务院有具体的指导思想，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一次是自下而上，国资委和部分运营商很积极，但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而现在中国电信业是需要改革的，这首先能解决2002年电信拆分遗留下的问题——3G的前夕也被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希望改革的人在极力的推动，包括散布消息，当然也包括说服领导人”。

　　“中国的渐近式改革历来是先易后难，现在的问题其实是由于改革没有主导者。”他说。2003年国务院体改办结束后，改革的主导者缺位，虽然体改办也有自己的问题，但进一步的改革确实需要这样一个机构，“改革越深入，矛盾越突出，就必须有一个相对来讲站在最高位置上的改革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