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失业率在2018年11月达到3.7%，是过去50年的新低，也远低于过去70年5.8%的均值。但美国各界对机器和技术取代工作、导致失业的担忧，却空前高涨。

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体现了一个深刻的规律，就是技术作为改变人类命运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从来都是以机遇、挑战和不定性结合的方式呈现给世界。

从数千年前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世界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是几次技术革命，让人类从“孤独、贫穷、丑陋、粗暴、短暂”的生存状况（霍布斯）提升到了空前的繁荣。但技术和创新带来的经济进步，本质上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变化，“从来不恒定，将来也不会”（熊彼特）。如何拥抱和驾驭技术，使其带来的机遇和福祉能惠及所有的人群，同时保护劣势群体应对变化，成为人类最大的机遇和挑战（罗默）。

伴随几次技术革命诞生并一起成长的现代社会科学，其一个核心使命，是研究和推动解决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亚当斯密奠定了通过市场协同劳动分工、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卡尔·马克思关注劳动分工对工人生存状况的影响，韦伯进一步探究工业社会异化人性的“铁笼”。

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生产力，则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这里指的是研究技术应该如何影响经济、商业和个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合适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将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社会对技术渗透和影响经济、商业、生活的机制和过程，犹如一个黑箱，所知甚少。其结果，是在如何拥抱技术的讨论中，往往无法区分事实、猜想和焦虑，争议甚多。

在这个背景下，罗汉堂于2018年6月应运而生。其愿景，犹如其学术委员会（包括6位诺贝尔奖学经济学家）所宣布的，是结合学术思想和实践洞见，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帮助实现社会的共同利益，并建立广泛的研究社区，聚合共识和力量，为解决新问题提供新范式。

2019年1月24日，罗汉堂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数字技术和普惠性增长》报告，以中国实践为范本，总结了数字技术和普惠性增长的关系，以及对世界，尤其新兴国家的借鉴意义。

与此前的技术革命相比，数字革命有两个根本不同：一个是数字技术普及的低门槛：全球已经有超过42亿的人使用互联网，即便低收入国家中，超过60%的人有了移动手机。另外一个是数字化信息的低使用成本和非竞争性：和石油不同，数字化信息可以低成本地使用无数次。

这两个特征对普惠性增长有深远意义。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再成为数字技术普及的关键要素。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有超过12亿的网民，其网络消费无论从规模还是占社会零售的比例，都领跑世界。2011年，中国和美国的移动支付分别为150亿和83亿美元；到2017年，中国移动支付体量已经超过22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00多倍。

从参与者和受益者的角度看，数字技术能够成为普惠性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消费侧，生活在偏远和低收入地区的人群，他们网络消费占零售的比例，并不比更先进的地区的人群更低，而他们网络购物品类的丰富度，则大大超过了发达地区，而且落后地区的网购增长更快。在供给侧，仅仅在淘宝平台上，就有上千万的小微和初创企业活跃，其中一半创业者是女性。这些企业，因为其数字化信息可以帮助鉴别风险，在创业早期就获得了不需要抵押品的贷款。这在以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仅仅蚂蚁金服的网商银行，在过去3年中就为超过800万家小微企业提供了无抵押贷款。

从如何帮助劳动者拥抱技术的角度看，让超过十亿的用户掌握数字技术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提高教育水平，而是降低技术在各个应用场景的使用门槛，让用户边用边学。不到十年时间，中国江苏省沙集镇，通过创业农民之间的互相学习，从一个没有制造业基础的贫困地区，转变成了中国家具电商产销第一镇，展现了知识传播、边用边学的巨大潜力。中国农村户籍人口从事电商的数据表明，电商创业者不但比其他创业者收入翻番，而且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电商创业者，其收入甚至可以赶得上大学程度的非电商创业者。

数字技术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催生了第三种机制—双边数字平台。数字平台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个融合经济和社会的生态体系，消费者和小微企业都同时既是数字信息的用户，也是生产者和受益者。运营平台的企业通过提供数字技术的商业基础设施，能够赋能平台的各参与方，为有效的交换、协同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

中国在普及数字技术应用上的进步，还归功于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有效协同。中国政府大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并且构建了良性、鼓励试错的政策环境。数字经济则主要由市场创建和推动。

用我们经常联络的数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数字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惊人的普惠性”。同时，这些技术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隐私保护和数据治理。在寻找答案的同时，我们不妨回顾亚当斯密揭示的市场经济的真义：“我们之所以有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追逐私利。”市场看不见和看得见的手的共同探索，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相信也可以解决隐私保护问题。另外，技术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将诸如脱敏、加密和多方安全计算等技术和用户许可流程结合，可以缓解很多与隐私相关的问题。

技术革命的发展史从来都是一部焦虑史。在世界为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未来担忧的当下，研究中国十几亿人运用数字技术的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中国一样，很多新兴国家都在面临电力、计算机和数字技术几重技术革命的千年不遇的叠加机遇，它们可能会沿着与发达经济体截然不同的数字化道路发展。一种新的数字时代的发展范式正在形成。这种范式数据驱动，小规模、低资本，通过普惠的生产和协同方式，唤醒全球人力资本和消费者的无限潜力。

1620年的时候，弗兰西斯培根倡议科学研究应该基于一种新的范式，即基于采集的事实来判断。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数据驱动。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带来了新的增长范式、新的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科学的新发展。数据驱动下的研究能力和前沿实践的结合，正在重构思想的产生范式。这都要求我们继续探索用新的方法和能力，共同研究这个时代面向未来的社会问题。

（作者为罗汉堂秘书长、湖畔大学执行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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