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经过过去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信息产业大国了,那么下一步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从“大”到“强”。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将“自主创新”确立为“科技工作的核心”,为今后的IT产业发展指 明了路径。
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加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今后15年,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坚持把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核心位置,并要求在若干领域掌握一些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
李国杰院士作为中国科技界的重要代表,是本次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曾为将“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而奔走相告,对最终将“自主创新”定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主基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日,本报执行总编辑董凯虹与李国杰院士就IT企业的“自主创新”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
“自主创新”是立身之本
董凯虹: 李老师身兼数职,是国家中长期规划的专家组成员,也是工程院院士、发改委专家、计算所所长和国家信息办专家组的成员。您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在国家和民族产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您的思想也往往是高屋建瓴,那么从您的理解来看,我国IT产业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将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李国杰:我最近确实在参与国家十一·五中长期发展规划、科技部863计划关于下一代网络发展问题的讨论,以及发改委总投资14亿元的CNGI项目招标、科学院“第三期创新”、计算所新一轮体制改革等等,按照我的理解,所有这些讨论和改革,核心都是一个,即自主创新。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中央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接二连三地强调自主创新,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少有的。这说明自主创新不是小事,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国家实现小康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
但是,在有关国家中长期规划的讨论中,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提自主创新,这个提议一直很难通过,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异议:一是我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国内搞研发成本要高于国外,技术和资金都是可以流动的,关键技术可以通过引进获得,我们应发挥比较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二是一些科技界人士觉得“自主创新”是同义反复,“创新”当然是自主的,所以应该在“创新”前面加上“开放”,应该是“开放创新”,认为我们应当把国外的技术引进来,走消化吸收的道路。
双方争论很久,但是,最终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并且在听取了多方意见以后,一锤定音,把“自主创新”确立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主基调,提高到国家发展重要战略的高度。
董凯虹: 我们也了解,您一直是“自主创新”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不但一直在为民族产业的“自主创新”奔走相告,而且也带领曙光这个企业实践着“自主创新”。到底是什么样的切肤之痛使得您对“自主创新”如此执著?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计算机工业标准大行其道的新形势下,您如何理解“自主创新”?
李国杰:我们国家的GDP增长很快,每年出口额数以万亿计,成绩斐然。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出口企业大都是外国企业的独资公司采用进口原材料加工出口的“大进大出”,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技术并不多。
温家宝总理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曾经谈到,国家某部门花费2000万美元购买一台国外的高性能计算机一事,虽然我们花了大价钱购买这台机器,但是监控它的却是一个美国人,中国人根本不能接近它。建国都50年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规模都这么大了,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令人堪忧;李长春副总理也谈到一个例子,宁夏数控机床厂是由中方控股的企业,我方出资金占65%的股份,日本出技术占有35%的股份,公司运作三年开始盈利。这时候,日方突然提出要控股,否则就撤出技术走人,这让中方很生气也很无奈——运行了三年,中方仍然对技术无能为力,这是多么让人心痛的事。
这些事例都说明,中国没有自己的自主技术是注定要受人欺负、受制于人的。多年来我们都是走“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道路,并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我们没有花钱去买技术,而是走“招商引资”的道路,企图通过“技术溢出”把技术变成自己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拿手机芯片来说,因为技术掌握在韩国企业的手里,像波导这样的大型企业也不得不受制于人,看别人脸色行事。而人口和我们辽宁省差不多的韩国,却是通过花钱买技术然后进行消化,最终形成自己的品牌,走向国际,其专利授权数居世界第六位。
从企业的发展来看,我国企业发展到今天,单纯靠加工做大做强是不可能的,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已经很难发展。所以最近几年,无论是信息产业部还是国家发改委,都强调企业要由“做大”到“做强”。“做强”的核心就是要有自主技术。所以我国领导人强调“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动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我国变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这种做法是富有远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