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东方主义式的文化逻辑依旧根深蒂固。 美国《时代》（TIME）周刊亚洲版5月5日的封面上，刊载着这样一幅图片：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上叠印着一张非典型肺炎病人的胸透X光片，国旗的下 方首先是红黑两色对比鲜明的大标题《SARS NATION》，然后是对“SARS国度”这一主题的扩展：“这种传染病如何改变中国？”这本声名显赫的西方杂志在中国人民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刻送给我们的竟然是这样一份“礼物”，冷漠而又残酷。尽管我们并不打算以“AIDS国度”礼尚往来，尽管也许可以假借似是而非的所谓中西文化差异，找出种种理由来排解我们出离的愤怒，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摆脱不了一种被歧视的、恶心的感觉。事实上，在这一期的《时代》周刊中，刊发了一组四篇以“SARS国度”为主题的文章，可以说是肆意地将非典型肺炎这样一个生理性灾难引申到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各个层面，尤其是政治变革。在题为《SARS将会改变中国的领导人吗？》的主打文章中，劈头盖脸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掩盖SARS？谁在撒谎？为什么撒谎？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被革职是否意味着中国目前正处于自由化的边缘？”在SARS最严重的时候，把人们的注意力向“自由化的边缘”引导，不知是何居心？ 其实，何止是《时代》周刊!西方媒体在非典型肺炎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几乎是出奇的一致。我们只需看一看西方人自己对于西方媒体的评价就知道他们遵循的是怎样的文化逻辑。意大利记者马达罗先生被誉为“现代马可·波罗”。今年5月24日，在西方媒体把中国称之为“禁地”的时候，马达罗先生第115次来到中国进行实地采访。他指出，西方媒体每天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中国的“非典”疫情，有相当的部分是夸大其词的。马达罗认为，“有很多国家暴发过比SARS更严重的流感，有的还发展成了地区性疾病，可是却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集中的媒体报道！” 满怀狐疑，视为另类，夸大疫情，无限上纲，这几乎成了西方媒体看待中国SARS疫情的共同特点。这其实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在当今世界视中国为异端，有意无意歪曲事实，深化中西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的不在少数；这其实也不只是一个当代的事件，与18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文明进程相依相伴、相辅相成的，也是这样一个视东方文化为“他者”，不断强化文化差异的过程。用赛义德的话来说，这是东方主义话语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翻版。 “东方的集体白日梦” 在文化研究领域，爱德华·W·赛义德以一个出身于中东的阿拉伯人的独特眼光，通过亲身、长期对美国的观察和了解，对西方传统的东方学发起了严厉挑战。在被誉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论著”——《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指出，西方学术机构对强权政治做出了让步，尤其是在区域研究这样的分支中，话语与权力密切配合，学术与帝国主义互为表里，而西方之于东方便是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启蒙者与待启蒙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东方主义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形式，通过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东方主义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也就是说，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 2.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强化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意志。其主要做法是，用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对东西方各自的特征进行预先分别，然后再把这些特征打上本质化的标签，从而使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显得根深蒂固。 3.东方主义二元对立的核心是一种“善恶对立寓言”。这种寓言的表现形式变化万千，但不变的是，在东方主义话语中，东方国家被标以五花八门的消极特征：无声、淫逸、阴弱、专制、落后、非理性。相反，西方则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 在赛义德看来，东西方的所谓地域划分可能完全是任意的、想像的。这意味着，东方主义话语所赖以立足的东方及东方居民的形象并不是源自于实际的证据或经验，而是源自于其他的书本，甚至东方学家和东方之间的联系也经常是一种文本的联系。这样，东方学不仅生产出相当数量的关于东方的知识，而且生产出“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 赛义德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如果你读到一本描写凶猛的狮子的书，然后果然遇到一头凶猛的狮子，这会激发你去阅读这个作者更多的书，并且对其信以为真。如果那本描写狮子凶猛的书还教你遇到狮子时该怎么做，所教的办法又完全行之有效，那么，作者不但会获得更大的信任，他还会受激发去写其他类型的书。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相互强化的关系：读者在现实中的经历为其所阅读的东西所决定，但这反过来又影响作家去描写那些为读者的经历所事先确定的东西。于是一本以如何对付凶猛的狮子为主题的书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以狮子之凶猛、凶猛之源为主题的书的产生。同样，当文本的主题越来越集中——不再是狮子而是狮子之凶猛——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预言：被推荐用来对付狮子之凶猛的办法实际上将会助长其凶猛，使其显露出凶猛，因为凶猛正是其自身所是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我们所知或惟一能知的东西。 自我东方主义 事实上，在西方关于中国非典型肺炎的形形色色的报道和评论中，尽管角度不同、形态各异，但几乎无不贯穿着这样一种特点：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标准，把中国同西方世界在文化方式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隔离开来，夸大其中的某些差异，尤其是某些“恶”的成分，并将其打上本质化的印记，从而使这些差异根深蒂固。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的思维和话语方式。 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疫情的报道和评论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事实，它产生并存在于各种权力的交换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由政治权力、知识权力、道德权力的流通来决定。通过《东方学》一书中对于东方主义话语的历史分析，赛义德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所谓的个人偏见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政治立场的反映，而是来自于东方主义这一文化机制本身。事实上，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殖民主义及殖民偏见的人，当他们试图对东方进行个人化的描述时，总会有一种全能的定义机制作为适于讨论的手段出现。换句话说，是东方主义决定着个人与文本在东方主义网络中的位置，而不是相反。 回过头来反观自身。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是否也存在着东方主义的某种变种？是否也存在着某种类型的“善恶对立模式”？毋庸讳言，我们自己也经常存在着“泛西方化想像”，或者把西方妖魔化，或者把西方神圣化。正如没有一个整体的、非历史的东方一样，现实中也并不存在一个整体的、非历史的西方。很多人言必称美国，或者言必称海归，显然是颇有西方主义的嫌疑。 更要命的是“自我东方主义”，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投怀送抱型”，不加思考，不加拣择，不仅认识不到西洋眼光的局限性，反而认为西法洋法必胜土法古法一筹，主动投入西方“文化霸权”之下。“非典”时期，有国人撰文说，日本人为什么没有感染“非典”，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讲卫生，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人不讲卫生，所以染上“非典”也是罪有应得。这样的文章乍看上去挺有道理，而且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似乎可圈可点。问题在于，它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仍然没有摆脱东方主义“善恶对立模式”。第二种，“妄自尊大型”。自以为西方文明早已堕落，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救人济世。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世界的“儒家资本主义论”，认为“儒家伦理”促进了东亚经济发展，要求在“东亚奇迹”的事实上重新评价东方文化。其实，提出该种学说的是几个一直对东方有好感的西方学者，其思想也是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且不无形式主义的比附之嫌。 什么样的主义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轻而易举地说出诸如“西方重分析，东方尚整合”，“西方精确，东方模糊”，“西方天人对立，东方天人合一”甚至“日本人讲卫生，中国人不讲卫生”等等这样的断语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思考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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