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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到洛杉矶，飞行时间大约为15小时。1988年，邓文迪就是搭乘这条航线、在经历了15个小时的等待、期盼和兴奋之后，抵达了新生活的彼岸。那时，她还不能说流利的英文，但是直觉告诉她，在这个崇尚梦想的
国度里，她会为自己找到方向。我不知道，当飞机降落在洛杉矶机场的那一刻，邓文迪心中是否存在着对未来的想象。她有没有想过，若干年后再踏上返航的飞机时，她是否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抑或，带着更大的梦想？ 也许，她什么都没有想，因为从那时起，她的全部心神都已经投入到对这个陌生国度的观察和学习中。 在邓文迪成长的年代，世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职业是工程师和医生，前者是工厂中备受尊敬的人物，后者则可以凭借学识照顾家人。没有人听说过律师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还有一个前途广大的行业叫做banker。 1985年，邓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它的质量不过硬，屏幕常常爆出雪花，有时候还会“罢工”，但邓文迪还是在断断续续的画面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她记得自己看过的第一部外国电影是《音乐之声》，这部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在1962年推出的音乐歌舞片虽然迟到了20年，却立刻成为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电影之一。巧合的是，也是在1985年，默多克放弃澳大利亚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并买下了福克斯公司。 “教育可以改变人生。”采访中，邓文迪反复强调这句话。对于她来说，这不是挂在黑板旁边、用来激励人心的标语，而是她在自己的经历中领悟出的宝贵财富。邓文迪很少对媒体描述她在中国的家庭，除了知道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以外，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显示她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是否都曾有机会到海外求学，但她本人在加州大学北岭分校的经济学学位和耶鲁大学的MBA文凭，确实为她在人生关键时刻的改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要是没有到耶鲁上学，也不可能有很好的工作，也根本不会碰到他(默多克)碰到他以后，也不可能会handle这样的生活，应付各种各样发生的事情。”邓文迪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我们的年龄特别不一样，背景也特别不一样。我当初在山东大明湖边长大的时候，根本没有料到以后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人，过这样的生活。” 关于邓文迪与默多克相遇的情节，媒体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的版本，邓文迪看过其中的大多数，她的朋友们也会不断向她报告最新的“发现”。 在邓文迪的描述中，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一天早上，在星空卫视负责拓展中国大陆业务的邓文迪接到总裁的电话，请她马上到会议室来一趟，在那里，她见到了新闻集团的掌舵人、一直以来只存在于商学院案例和传说中的默多克。“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要来。当时新闻集团在全球有6万多名员工，我不认为自己会这么快见到大老板。因为毫无准备，她索性连紧张的时间也跳过了。 总裁请她为老板介绍中国的市场情况，她站在那里，口若悬河，就中国这片拥有12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娓娓到来。默多克越听越有兴趣，他被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子和她所代表的神秘大陆深深吸引，当场决定邀请邓文迪共进晚餐。会议延伸为约会，话题也从工作无限地蔓延出去。后来，默多克才告诉邓文迪，在她走进来的那一刻，他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一年，邓文迪30岁。她刚刚结束在美国10年的求学生涯，与星空卫视签下了条件优厚的合约，在1000多名雇员中，她是惟一一位担任管理层职位的中国女性，年薪高达十几万美元，而不是此前媒体透露的8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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