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斗的民用化发展（包括阿里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2015年的合资），目前仍主要围绕于提高军方掌控的北斗系统在民用领域的技术应用率与市场占有率，即仍处于争取社会资本资源支持军方技术发展的阶段，但是当北斗在技术和应用上逐渐成熟甚至塑造出整套产业链与生态系统后，必将对卫星导航、通信技术、芯片与集成电路、互联网服务等产业的综合发展提供有力的助推。

　　如果中国互联网产业在未来5年到10年可以从体制内获得类似于美国军方或政府在20世纪末所推动的民用化技术转移，将至少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在信息科技底层技术领域的部分突破。

　　当然，威胁将始终存在，因为我们在引导公共部门的介入时，也同时必须忍受公共部门的天生弱点。我们必须承认，市场会失效，政府也同样会失效。事实上，在任何社会中，公共部门在激励和效率上的劣势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自身行为造成扭曲，并可能造成社会总福祉的损失，这也意味着，在公共部门介入产业发展时，政策制定者、学界和产业从业者必须要对其权力范围与政策路径进行有效的引导与监督。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人类本身就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而这并不意味着身处于其中的我们在面对明显的危机、困局时不去试图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而只是寄希望于市场的“无形之手”慢慢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就连20世纪自由市场最伟大的守护者弗里德曼也会犯错，在香港政府1998年用直接介入股市的方式击退索罗斯时，弗里德曼愤怒地说“香港搞错了”，在他看来，政府直接介入股市只会意味着对自由精神的背弃和香港的公有化，而泰国或马来西亚的政府虽然没有“搞错”，却只能容忍金融市场的崩溃和之后多年令人惋惜的经济下滑。

　　事实上，任何市场都是由无数积极而智慧的个人组成的，而当同样的一群人去为解决市场失效而试图制定公共或集体策略时，这何尝又不是另一种市场呢？如果市场失效所带来的危机和萧条我们可以忍受，那么政府失效也似乎不一定是世界的终结。

　　总结而言，在信息科技前沿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运行很容易通过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方式带来我们不愿看到的结局，偶然与概率造就的起点落后可能造成整条产业链的系统性落后，这是市场的失效；而寄希望于通过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及军民融合的技术合作来实现对市场失效的弥补，则需公共部门的高度“有为”。西方的公共部门在“二战”的残酷压力下成功实现了对信息科技的推动，而中国在接下来十年，也亟待类似破局。

责任编辑：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