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到了那时，中国可能已经失去了在这些领域的赶超机会，而像传统机械工业和电子工业一样，需要付出与西方技术的代差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在这种场景下，中国在企业级和工业级互联网领域就面临着这种市场本身失效所带来的威胁。这也是保罗·戴维和克鲁格曼“QWERTY经济学”的另一次体现：在起点上偶然的不同决定了产业的整体发展与路径，并塑造了后续的比较优势。事实上，也正是基于对类似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自然垄断和网络效应的观察，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在1985年提出了战略贸易理论（或称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并让克鲁格曼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市场经济的无条件支持者们总是强调，市场运行本身能够带来的系统总福祉的提升，但是他们的分析始终忽略了政治、社会、心理等非经济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很多时候会产生至少与经济和商业同等重要的影响。即使忽略这些非经济因素，经济体系内部的信息失灵、交易成本、规模效应、自然垄断以及路径依赖也都可能导致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失效，而本节的分析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种失效。

　　同样的市场失效也可能会在应用性技术和底层信息技术之间发生。

　　信息科技的底层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经由美国军方以及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发展成形。虽然ICANN逐渐向国际利益体开放，但是互联网核心技术与管理权一直在美国的控制中。同时，甲骨文、SAP、EMC等公司在底层数据库和数据存储领域相比于中国企业也仍然优势巨大。

　　在今天，腾讯、百度、阿里可以开发从网站到Android应用到iOS应用的各类互联网软件，也可以在自身平台内部创建一定的生态，比如百度曾经推出过的轻应用和腾讯今天主推的微信小程序，但是中国没有任何互联网公司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开发一套独立的PC或移动操作系统。

　　汽车和家居等物联网平台以及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新兴交互平台，本是互联网企业开发新一代操作系统的潜在契机与切入口，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中国企业至今均没有能力开发出适用于这些领域的底层操作系统，阿里的YunOS和小米的MIUI都是基于Android的定制系统，技术含量与意义非常有限，而腾讯和百度甚至没推出成形的独立系统。

　　当腾讯、阿里、百度利用资本市场对其的高估值和高信心继续在消费级互联网领域拓展业务版图时，基础的商业逻辑事实上在自然地引导着这些巨头刻意避开底层技术。这个逻辑很简单：信息科技的底层技术，无论是网络传输协议还是操作系统，都有强烈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和Facebook一样，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对已经加入其中的人的益处都越大。因此，即使互联网企业花费百亿甚至千亿级别的资金与大量的时间和人才掌握了底层技术，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轻易利用这套技术创造出真正的商业价值。微软的Windows Phone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它在iOS和Android的夹击下最后被黯然放弃，因此对微软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责任编辑：刘沙